这就是小川绅介和他的伟大遗产

作者 |郑雅钰，南加州大学

今年十月中旬，在东京以北约300公里的山形县，纪录片工作者们将又一次欢聚一堂。

2019 山形纪录片电影节海报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创办于1989年，由已故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发起。作为一代纪录片大师、理想主义的践行者，小川绅介在亚洲纪录片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厌倦商业电影，他转向独立创作，早年拍摄的纪录片多以六七十年代日本激进的政治运动为题。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曾记录民众抗议日本政府强行征地修建成田机场。他的关注焦点总是落在普通的平民百姓身上，例如被强征土地的农民们。

小川绅介

渐感自己并不真正了解所拍摄的农民的生活，小川摄制组来到山形县牧野村，一待就是十三年，甚至“把自己变成了农民”——和当地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养蚕、打面条、烤面包、收麦子”。1987年面世的《牧野村千年物语》可以说是小川绅介纪录片立场的缩影：只有真正沉浸其中，才能记录现实。

小川绅介每完成一部片子，都会携带成片回到拍摄地和其他地区，免费放映给当地居民看，放映在其纪录片理念的传播上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到了1980年代末，左翼独立纪录片风潮不如往昔，当时小川绅介也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他意识到，推广纪录片，除了亲力亲为、倾心投入每一部影片的拍摄，也可以通过举办电影节这样的交流平台、扶持下一代创作者、使这种纪录精神生生不息得到实现。

在山形县工作了十多年，小川绅介的想法得到了当地市政机构的支持。1989年正值山形市100周年，举办电影节也是庆祝盛典的一部分。创始之初，山形市政机构提供了80%的政府补助。

作为亚洲第一个纪录片电影节，每两年（奇数年）举办一次山形电影节具有非凡的意义。1989年，亚洲纪录片很稀少，小川带头倡议与会的亚洲电影人发出“亚洲宣言”——振兴亚洲纪录片。

山形旨在推动亚洲纪录片发展，鼓励亚洲电影人将精力投入到制作有意义的纪录片当中，同时也为亚洲电影人提供与西方同行交流切磋的宝贵机会，致力于成为制作另类、独立的纪录片和讨论纪录片作为一种表达形式的新论坛。

山形纪录片电影节 logo

山形纪录片电影节常规设有两个单元，分别是国际竞赛和亚洲新潮，此外还有不少主题展映，放映开创性纪录片新作。

最值得一提的是鼓励亚洲纪录片新锐的竞赛单元“亚洲新潮”，堪称亚洲电影新生力量聚会。该单元设有小川绅介奖和优秀奖。小川绅介于1992年逝世后，自1993年第三届起，在“亚洲新潮”单元设立“小川绅介奖”，奖励给继承小川绅介精神、以“亚洲记录”方式创作的新导演，历史上有不少中国导演曾获此殊荣，最早的便是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

1990年代初，恰逢中国纪录片萌芽，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们与山形结下了不解之缘。被誉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的吴文光是第一位在山形电影节上受到瞩目的中国导演。

《流浪北京》海报

1991年，吴文光导演的《流浪北京》（其成名作）入围山形，这部摄于80年代末，聚焦知识分子群体的纪录片，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同年入围的还有陈真的《盆窑村》。吴文光还将小川绅介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

1993年，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拿下了小川绅介奖，当年还有郝志强的《大树乡》、时间的《我毕业了》、蒋樾的《天主在西藏》等作品入围山形。可以说，在中国独立纪录片方兴未艾的九十年代初，山形是创作者们梦想起飞的地方。

山形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冯艳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在日本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冯艳，被一个研讨会请去给吴文光当翻译，在会上看到了《流浪北京》的片段。1993年，冯艳第一次去到山形，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纪录作品，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在没有一点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下子被纪录片所具有的现实力量给击倒了。” 山形之旅从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未受过专业电影训练的冯艳带着满腔热情进入了纪录片行业。

在山形，冯艳接触到了出版不久的、由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整理的小川绅介演讲谈话集《收割电影——追求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我读了那本书，激动得夜不能寐”，冯艳当即决定翻译此书，将它带给全球中文读者。

在焦雄屏、朱天文等人的牵线搭桥下，由台湾的远流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定为《小川绅介的世界》。2007年，该书的简体中文版，沿用原版书名《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由世纪文景出版。

除了翻译纪录片书籍，冯艳也亲身投入纪录片创作中。1994年夏天，冯艳带着家用超8相机来到三峡，当时三峡大坝工程尚未开工，冯艳渴望拍下当地居民对大工程及即将到来的新生活的想法，探索开发项目对当地普通百姓的影响，这正是小川绅介纪录片精神的体现。借用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的话，“中国新纪录片运动的特点，尊重普通人，密切联系现实，尊重现实，而不是凌驾于现实之上，所有这些都是从小川那儿继承过来的。”

1997年，冯艳以长江三峡沿岸村落为题的长片处女作《长江之梦》入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潮单元。2007年，冯艳十年磨一剑的作品《秉爱》获山形电影节小川绅介大奖，《秉爱》记录了三峡库区一位普通妇女的生活。关注女性，关注普通人，关注时代浪潮下个体的日常，这种将个体命运置于宏观大环境下的记录，是纪录片时代性责任的体现，也是对小川精神的不息传承。

《秉爱》海报

2001年起，山形开放用DV拍摄的纪录片参与竞赛，此举更激发了国内纪录片创作者的投稿热情。DV于1995年下半年在日本诞生，隔年便传入中国。自90年代中期起，DV因其小型、廉价、轻便、易操作等特点，受到年轻创作者的青睐。

与专业摄像机时代相比，DV机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纪录片的创作门槛，使更多人有机会创作影片，DV便于携带的特点也有助于创作——便于纪录片创作者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捕捉最原始最震撼的画面。山形对DV的开放态度为这股创作风潮推波助澜，反映时代精神与特质的小成本独立影片得以出现在山形的舞台，更是鼓励了一大批年轻人投入纪录片的创作。

纪录片帮助我们我们直面历史与现实，被继承下来的小川摄制组的精神，不断激励新一代的纪录片工作者，继续记录时代、记录真实。

吴文光曾如此概括小川的理念：“那时小川谈得最多的是，纪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记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人思考和改变现状，所以它不应该是个别电影人的事，应该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力量。” 这也是山形纪录片电影节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始终秉持的使命与初心。

因为，拍摄纪录片虽然离不开技术和技巧，但最核心的还是人，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是所要拍摄的内容，是影片关注和探讨的议题及其社会意义。即使只是非常简陋的工具，也可以拍出意义非凡的纪录片，因为最重要的，是对真正的纪录精神的不断追求与探索。